猪与珠

中年主妇马里莲乔丹每天都过着相同的重复的生活，在无休止的轮回里，她的精神压抑到达了边缘。虽然她的丈夫极力想要帮助她摆脱这种情况，甚至为她请来了医生，但无济于事。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南斯拉夫来的立塔，两个女人一起来到了吉普赛的驻地。认识了年轻的小伙子蒙地纳歌后，马里莲的生活彻底的改变了，她内心的狂热被激发了出来，生活忽然向她敞开了新的大门。本片是前南斯拉夫著名导演马卡维耶夫的作品，本片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以轻喜剧的方式展示了一个中年女人内心的苦闷和孤独。导演用平淡却相当牟利的笔触，以性为切入点，把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完全剖析了出来，并使用生活化的场景和细节刻画以及舒缓的节奏把故事娓娓道出。影片融合了南斯拉夫民族化的风格，和《地下》一样充满着欢快的歌舞。****************************************************************************************************************************——“你为什么住在这里？这里比你原来住的地方好吗？”小女孩这样问动物园的猴子，猴子面无表情。也许我们这些自命为白领，自命生活质量高尚，为自己生活在先进社会中暗自窃喜的人们，真的就象那些动物园里的猴子。我们每天过着和昨天一样的生活，住着别人告诉我们是高尚住宅的房子，生活虽然不乏偶然但大致也跑不出这个圈子，虽然科技和社会告诉我们越来越自由，但大多数时候我们根本无法享有这自由，各种无形的束缚让我们只能看着外面的世界发呆。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确实是动物园里的猴子。但我们该死吗？我们是该解放自己解放社会，还是该干脆毁掉自己毁掉社会。作为前南斯拉夫的悲观论者，马卡维耶夫可能会有意无意地要我们选择后者。在《蒙蒂纳哥》(猪与珠)一片的最后，女主角玛里琳从南斯拉夫回到美国的家里，一家人团坐在桌旁，丈夫、儿女十分欣慰妻子的归来，而经历了南斯拉夫的“另类”生活的玛里琳笑容可掬地把水果分给家里的每个人，就在一片洋溢着家庭温暖的镜头中，忽然字幕出现：“水果有毒。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然后影片定格、结束。这个面带微笑的冷酷结尾不由让人想起前捷克名导福尔曼70年代末的名作《飞跃疯人院》，那部影片的结尾处挑战疯人院制度的尼科尔森被摘除了脑垂体，他的印第安酋长兄弟不忍见他如行尸走肉一般生活，把他闷死后独自逃出疯人院。两个导演，一个来自捷克，一个来自南斯拉夫，有这种共通之妙。恐怕不仅仅是巧合而已。两部影片，一个是“真实事件”，一个是虚构，一个是“正常人”毒杀全家，一个是“疯人”闷死“行尸走肉”，一个稍显乐观，一个十足悲观，主题近似，但出发点和结局大异其趣，这恐怕就是好莱坞电影(尽管导演原籍是捷克)与欧洲电影的不同了。尽管影片标明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但看看影片前面对美国社会中产阶级呆板生活与南斯拉夫野蛮但活力的生活进行的对比，导演自己的用心却也实在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在导演看来，玛里琳的一家人——当然主要是一家之主的丈夫马丁，已经几乎等同于动物园的猴子和《飞跃疯人院》中的行尸走肉了。所以，在马卡维耶夫的煽动性描绘下，我们几乎认同了玛里琳对束缚她野性的家庭、社会进行的残酷报复——或者说是一种类似于《飞跃疯人院》中印第安酋长般的“拯救”。在马卡维耶夫的精心策划下，我们痛恨自己、鄙视自己——可能你认为鄙视的是别人，但其实那就是你自己。影片全名应为《蒙蒂纳哥或猪与珍珠》，蒙蒂纳哥是影片中美国一名动物园管理人员，他在片中出现的时间很少，但他在一恍惚间成了玛里琳冲破“牢笼”的欲望对象和开启她欲望力量源泉的钥匙。当蒙蒂纳哥在玛里琳心目中的一个镜像，化身为南斯拉夫小酒吧里一个厨师的时候，这种欲望的力量已经不可遏制地主宰了玛里琳，南斯拉夫式的疯狂生活点燃了野性之火，来自家庭的冷漠和不解更是火上浇油。一场精彩的南斯拉夫艳舞之后，玛里琳拒绝了约克的求欢，拒绝了自己熊熊的欲望，再一次不自觉的束缚了自己，但这种软弱的束缚更加激起了欲望的反扑。我们无法得知约克是如何死去的，但我们知道玛里琳是在和自己的欲望搏斗，直至两败俱伤。玛里琳回去了，回到了她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残褪衰败的欲望如今已经不再鲜红，黑色的欲望怂恿着最极端的报复——向人性报复，向束缚自己的一切报复，蒙蒂纳哥成了玛里琳的复仇之神。至于“猪与珍珠”，又是另外一种比喻。丈夫马丁为玛里琳请来精神病医生阿萨姆，电话中告诉她是为了老爷爷的病况，玛里琳失神之间扯断了自己的珍珠项链，她急忙用吸尘器吸起散落的珍珠，然后从垃圾袋中掏出珍珠，仔细擦拭着。珍珠蒙尘，人性失灵，玛里琳生活在一群高级动物之中，就象散落在猪圈里的珍珠——虽然这个比喻也许有点牵强无聊，但想来也应该接近原意吧。影片中，导演把玛里琳刻板的美国生活与粗野但有活力的南斯拉夫生活作了一番比较，用动物园的猴子来比喻美国社会中被束缚的中产阶级，有些猴子已经彻底驯化，象马丁，也有一些猴子野性未驯，就象玛里琳，而玛里琳的女儿，也正在成为即将被驯化的一代。最初，玛里琳教两个孩子做菜，忽然有些异样，狠狠地大口咬着炸肉块，小女儿马上提出异议：“这样太不雅观。”；玛里琳失踪一段时间之后，小女儿很快顶替了妈妈的位置，做好早点给爸爸和弟弟，俨然成了另一个家庭主妇。社会是如此霸道，她能将十来岁的小女孩变成一个好主妇，正是如此威严有效不可动摇的社会力量，才使得玛里琳只能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也只能毁灭自己的欲望，只能以毁灭的方式“拯救”自己，拯救孩子。也许是导演的悲观情绪，也许是矫情浮夸，马卡维耶夫选择了这个悲剧的“真实事件”作为影片的结尾。但，我们真的该死吗？面对这样一部充满魅力的影片，我们几乎无法阻止欲望的煽动、莫名的沮丧和一种近似无政府主义者的愤怒。我们就是猴子，我们逃不出自己围起的动物园，巨大的悲观力量笼罩着伪装的微笑——除了微笑着毁灭，我们还能做什么？前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学派”著名导演马卡维耶夫，自1965年推出自己的长片处女作《人非小鸟》以来，《接线生的爱情悲剧》、《有机体的秘密》、《甜蜜电影》以及这部《猪与珠》等等不断赢得了世界影坛的关注和赞赏。他在七十年代因为政治原因离开祖国，虽然有人认为他的离开祖国之后的作品有着对情色渲染过重，煽动性强不够客观，矫揉造作等多种缺点，但不可否认马卡维耶夫是60年代以后南斯拉夫电影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世界级的著名导演。马卡维耶夫的作品一向比较关注现实，常以看似出离现实的寓言式故事令人反思普通人生活中的荒谬和现实的阴暗低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