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格迪基扬出生于法国马赛，父亲是亚美尼亚人，母亲是德国人；带着这样特殊的身份，来还原一个发生二战时期法国外来移民抵抗德国占领军的故事，似乎有一些尴尬。然而，也正是这种尴尬，使得《罪恶部队》的主题超越了一般二战电影所展现出来的既定性。这群被德国人称作为“罪恶部队”的游击队由23名波兰犹太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共产党员组成，带头大哥是亚美尼亚裔诗人马努尚。虽然在马努尚的英雄事迹中长大，格迪基扬却并没有把电影定位成一部高举这群少数民族游击队员的反战颂歌。在格迪基扬的镜头里，当托马斯向德国人聚集的书店扔自制的炸弹时，当马塞尔向着街头的德国士兵随意地开枪时，那样的场面实在无法让人与杀敌获胜的喜悦联系在一起，反叫人陷入怀疑，觉得这些抵抗成员跟现实生活中的恐怖分子的行径似乎并没有太大不同。但是，游击队员们的卖力表现并未得到上级认可，他们被要求获取更辉煌的成就。马努尚恼怒地回应道：难道我们被杀的同志还不够多吗？不，是媒体的关注得还不够多——维护正义终于无奈地沦落为了哗众取宠的指标。于是，瑞特将军在家门口被杀的事件，换得了叫人满意的《劳动报》头条：“整个德国在哀悼希姆莱下令清洗恐怖分子”……故事的另一头是法国人。当电影进行到差不多100分钟时，导演才不动声色地插入了盖世太保对法国警长的一席感谢：真没想到你们的公安部长热奈•布斯盖主动答应了希姆莱没敢提出的要求，法国在犹太人的大清洗中，没有动用一个德国人——做得出人意料的好。这一幕让人想到半个世纪后的柏林法庭上，卫兵英格•亨里奇因为开枪射杀了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的青年克利斯而受审。辩护律师称，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不过这样的辩护并未得到法官的认可：“作为卫兵，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然而，人的主权和自由意志常常带来悲剧。当那些没有抬高枪口的法国人以自以为是的公正逮捕了那群以暴制暴的游击队员，当公共电台宣扬着“坚守法国国土的人民应该比那些出卖自己和国土的移民更加理解法国的价值观”，你或者更能体会导演罗伯特•格迪基扬身份的尴尬：作为德国人的后裔，他无法为德国人的行为辩护；作为法国公民，他无法洗脱法国警察那有违良知的耻辱；而作为亚美尼亚的移民，那些游击队员们的信念和正义显得如此可疑……格迪基扬最后选择了马努尚的立场，或者说，马努尚帮助格迪基扬找到了自己的立场。当战友们宣扬着“我们杀人是为了捍卫生命”的逻辑，马努尚却表态：“我谁都不想杀，哪怕是德国士兵”——这并非因为他自己不是犹太人，可以在灭犹行动中置身事外；而是因为他一直认为复仇是愚蠢的，即使自己的家人在亚美尼亚大屠杀中死去，他从未想要报仇。然而，急于赢得同胞和组织信任的他，终于还是用他那握笔的手向德国人扔出了手榴弹。这位亚美尼亚的孤儿在诗中无力地写道：“我的整个灵魂都落在嘴唇上/我却无法与所爱的人交流/数不尽的使命鞭挞着我/我不知应该履行哪一个。”马努尚未能持守住他的绝对道德观。不过临死前，他还是回归了自己最初的信仰，在给妻子的最后家书中，他写道：“在这一刻，我对德国人毫无恨意……战后，德国人将和世界上其他的人民一样，和平的友好地相处。祝所有人幸福。”马努尚选择用爱来代替恨，而他的选择也终于让导演在自己的多重身份中找到了安息和灵感。关于主权与立场的故事日日上演，由古及今。我想起两千年前的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也在激烈地抗拒希腊文化和罗马军队。当时的犹太人中也分裂成相似的派别：有激进以暴抗暴的奋锐党人，有与统治阶级积极合作的撒都该人，也有恪守律法、走中间路线的法利赛人。当人们喋喋不休，争论着这到底是凯撒的国度还是希律的国度或者是犹太人自己的国度时，最后，拿撒勒人耶稣来到他们中间，把他们的目光引向上帝的国度……我开始问自己，假使我生活在那个年代，我的眼光会投向哪个国度？又或者，在看似风平浪静的今天，我们能否善用自己的主权、坚守我们的立场，并在这立场中找到真正的安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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