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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基德应该去治病，而不是拍电影 分集剧情
如何区别一位艺术家是真疯还是假疯，是只在电影中疯还是生活中也疯？金基德的《阿里郎》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辨别样本，这部纪录片可以看成是金基德对自我精神病症做出的诊断报告。他既是精神分析师，也是精神病人。于是我们看到金基德在《阿里郎》中不断切换于两种角色：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一方面，他拍摄另一位身陷囹圄，拍不出电影的导演；另一方面，他又化身被拍摄的对象，对着镜头“哭诉”（字面意义上）。这不是一种艺术手法，而是真正的人格分裂。同样因为外界原因拍不了电影，伊朗的帕纳西拍过一部类似的电影——《这不是一部电影》。相比而言，帕纳西的电影像是囹圄中人写给电影艺术的深情诗篇。看《阿里郎》，我们感觉到一种实在的恶心。导演的自我哀怜，像一个孩子哭诉自己的痛苦，想要博取别人的同情。这是丝毫不留情面地将观众抛入共情的海洋，好像一把枪对准你。如果你不产生一丝同情，你就有罪，就毙了你。而在《这不是一部电影》中，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如何在极端受限的情况下继续创作。帕纳西虽然被禁闭家中，无法步出居室，但他仍然能对着镜头在室内空地自导自演自己想拍摄的作品。《阿里郎》是一个预兆，预示着金基德的全面崩坏。除了在《圣殇》（2012）中尚能看到些微回光返照，金基德此后再也没有拍出好作品，几乎都是急速完成的烂片：《莫比乌斯》《一对一》《人间，空间，时间和人》，一部比一部烂。这些作品的共性在于：看似探讨深度的人性、架构宏大的命题（时间、空间、宗教、宇宙），实际却越来越暴露出金基德自身的自恋和不正常。相反，身陷桎梏的帕纳西也没有放弃电影，继续偷偷拍摄了《闭幕》《出租车》《三幅面孔》，这些电影反映出创作者对电影的真正热爱。甚至在与另一位“疯子”导演拉斯·冯·提尔的比较中，我们也能明白金基德的不正常是多么奇怪。拉斯·冯·提尔也患病，同样拍片，但他拍片是献身艺术。为了艺术，他甘愿患病，甘愿陷入各种精神折磨。（存在之为艺术）艺术最终是无辜的、纯洁的。这是为何我们在拉斯·冯·提尔的电影看到残暴的镜头（碎尸、凶杀、性……）却没有换起恶心或厌恶的原因。因为这些场面被转换为一种艺术，就像裸女画无法唤起情欲冲动一样。谁又能说他会对库尔贝的《世界的起源》产生性欲呢？金基德是不同的。金基德拍电影是为了缓解病症，让他能显得正常一些。他才是真正的“拍片治病”，如果不拍片，他会疯掉。如此才有近几年那么多粗制滥造的作品，这显示的不是创造力旺盛，而是病症越来越严重了。严重到必须时刻拍片，必须两天完成剧本立马拍摄。这不正是毒品上瘾者，需要不间断摄入毒品来缓解病情吗？《人间，空间，时间和人》的标题如此高大上，但里面有什么？什么也没有。既没能表达对人类的愤恨，也没有表现出什么人性深度。这是又一部《阿里郎》，满屏幕都是导演个人的曲解、假辩和控诉。哪位导演会如此自命不凡地取这个标题？唯有上帝。现在的金基德已然是上帝了，这对于疯狂迷恋基督的大韩民族来说不是不可能的。因为金基德是上帝了，他才敢说自己拍摄的东西是在探讨人间的罪恶，探讨空间、时间和人的关系。是的，我们的金基德已经超凡入圣，且让他停留在那神奇的境界吧。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继续向他表达厌恶，倘使我们还算正常的人，还有一些“亵渎”能力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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