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基兰

高纬度小镇的丧失与荒败 分集剧情

　　“布基兰是个林区小镇，两三千人口吧。这儿的火车站，是个四等小站，每日上行和下行的客运列车各有两列。往来的货车呢，淡季三四辆，旺季不过五六辆。货车运出的，多是板材和木炭；而运来的，则五花八门，食品药品、日用百货、电器建材等等。总之，输出的是‘有’，引进的是‘无’。”——迟子建《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布基兰》的情节与冲突是古典式的，这意味着相比宣传方“艺术片”的定位该片其实对观众更为友好。导演安兴伟是中央美院油画系出身，影片的色调以沉重略显温暖的昏黄为主，穿插以高纬度的自然风光空镜头，尽管演员的台词与表演都失之生硬，作为叙述者的女萨满云娘的旁白也显得既与故事格格不入又无法在人类学意义上吻合鄂温克山民的认知（小说中是鄂伦春，片中客店主人醉酒所唱的歌曲也是一首80或90年代脍炙人口的鄂伦春民歌），电影对于迟子建原著小说中林区小镇苦中作乐的荒诞、悲凉却不乏温情的氛围仍有较好的还原。故事发生在一座位于铁轨边的东北林区小镇布基兰的一家供应野味的客店内，从腊八当日晚上民警老刘与火车站乘务员老齐的会面展开。电影的前半小时我尚在推测本片（或许还有小说）的道德批判意味，以及迟子建原著与19世纪俄罗斯小说谱系上的关联——当然远不止如此，尽管电影对于远离城市的小镇民风，包括其中的苦难与应对苦难的特殊逻辑的呈现是直接的。赤贫失婚的前林场工人刘志在旧历年底为了给幼子包饺子偷了镇中富户家的一袋面与一块肉，民警老刘调查出真相时并未惩罚他而是邀请他过年去家中作客，这反而令刘志感到良心不安而剁下了自己的三根手指。由于小镇的医疗资源不足以实现重接断指，老刘在腊八当夜为了使因提速而不再经停布基兰的快车破例停车而在客店宴请乘务员老齐，并见到了传言中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女萨满云娘。故事的另外两条线索是一对失去独子的夫妇为了给儿子配冥婚而准备坐火车到达三亚，以及电影改编添加的一位少女逃婚离家与城市里读书的恋人相会（窃以为这条情节线蛇足了，其反映的村镇想象还停留在“十七年”文学的阶段，至多不超过八十年代，假如为了表达小镇视角对于城市生活的希望本可以用更好的方式）。这三组人物在腊八当夜汇集到了同一间客店，火车对于他们也同时成了希望的象征。电影中承担重要叙事任务的人物则是两名鄂温克女人：作为叙述者并预告了列车最终停下的女萨满云娘和作为客店核心人物的女猎人娜吉。电影过半，我才反应过来这是一则关于丧失的故事，与七八年前读小说时留下的温情印象截然不同。从断指再接最终失去手指的男人到失去独子的“心空了”的母亲再到失去猎枪与爱犬的鄂温克女人，无不是对于这一东北偏僻林区小镇荒败处境的精神分析式隐喻。尽管片中母亲哭号的镜头流于生硬的煽情，然而不断重复的台词“儿子走了，当妈的心空了”很难不令人联想到空心化的城镇，至此离开了故乡“母体”的独子是死是活已经并不重要，衰败了的是失去他们的母体。这种丧失为汉民与鄂温克原住民所共有，而又包含尖锐的潜在冲突：对于小镇的汉族居民意味着工业化时代的遗迹与新生活的希望的火车的重新降临，其令小镇付出的代价是鄂伦春民族的神的流失。这一冲突曾经在听从女萨满云娘劝说而每天向铁轨敬烟求神保佑的老齐这个人物身上达成了某种平衡，然而在片尾几乎是悲怆的强光与特写镜头下“齐司令”举灯截停了路过的快车，他即将失去铁路工人的身份，平衡被打破了，布基兰失去了神。小说与电影的时间背景是07或08年，其时全国铁路的第六次大提速刚刚发生，而针对林区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已经进行了七至八年。布基兰作为位于大兴安岭地区（迟子建的故乡在漠河，姑且可以认为故事发生的地点就是大兴安岭一带的某个林区小镇）高度依赖林业产品输出的经济体，和许多位于东北的偏僻林区小镇一样正在面临无可挽回的衰败，而火车提速的直接后果是使这座小镇——连同生活在此地的人们——对于城市，或者“外面的世界”（在当地人的语汇中兴安岭外的地点被笼统地称作“下面”，我并不特别清楚是指代地图上向南的方位还是海拔低于兴安岭的任何区域，与之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更为荒僻的地方——比如县城居民视角中的乡镇——被称为“山上”，遗憾的是本片中除了无赖小费的扮演者没有一个演员的东北话说得标准）变得更为不可见，这意味着被当代的时空感与经验遗弃。从本世纪初开始，这种对于故乡衰败的焦虑感就已弥漫在这一带居民的集体无意识中，同样的焦虑反映在小说文本的表述里：“输出的是‘有’，引进的是‘无’”。而在城镇空心化的当代背景下，布基兰从来不是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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