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危机

对于欧洲，这是最敏感的政治议题了，但是导演的思考却是肤浅的，虽然足够纠结 分集剧情

前两天，无意间看了一部德国电影。去年的上海电影节放过。但是看过的人很少。片名中译是《柏林危机》。电影“直接”关注当下欧洲最敏感的政治议题：“伊斯兰的入侵”与“极右翼的崛起”。电影看得我很纠结。这里逐条写下。一、主角是一位从阿富汗战场上退役的德军士兵。战场上因误判而误伤了一村子的平民。从“真正的真实”的战场中回来后，主角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他嗑药酗酒，又妻离子散。二、某日，在去柏林与女儿团聚的路上，他遇到了一位极右翼。此人也是军人出身。是一位隐藏着的新十字军。他对涌进德国的穆斯林仇恨不已。但对德国青年的现状感到悲哀。新一代的生育率下降了，那些新来的却像是生育机器。自己人朝生暮死，而在当下、正在此地的敌人却虎视眈眈。为处理这另一种“真正的真实”，德国人只有致幻剂。三、但是这另一种“真正的真实”只有真正在此，哪怕是伪装的，真正的敌人才有可能真正在场。于是，隐秘的新十字军策划此事，但他需要一个武器，一个真正的德国人。一个十字军。男主正是这样的人。隐秘十字军认男主为真正的德国英雄。但距离完整的德国英雄，还需要最后一个步骤，就是牺牲。四、西方的战争堕落了，不再神圣了。战争只是局部的。没有尚武精神，只有工具理性。新十字军认为这种德性上的衰弱的真正原因是资本主义。是幻象。也就是和平。因此为一次真正的战争奠基的全新的事件就是这样：一次由穆斯林极端分子胁迫的、由德国人、尤其是德国士兵发动的恐怖袭击。五、新十字军把自己装扮成敌人的样子。学着敌人的口吻说话，斥责德国人为美国人卖命。以人道主义之名行屠杀之事。现代武器之下的每一滴穆斯林的血都要异教徒十倍奉还。真正的战场现在回到欧洲了。六、新十字军为什么选中了男主？因为他从“真正的真实”中回来过，他知道真正的战争意味着什么。只有真正去过另一边的人，才能把另一边的消息带回来。但新十字军认为，真正的战场不在阿富汗，而应在欧洲腹地。在柏林。七、可是男主却这样斥责新十字军：你又如何能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真实？你懂什么？你什么也不懂！真正的真实不是“直面死亡”，而是“死亡本身”。必死之人又如何能理解绝对的死亡？你可曾见过那些真实的“尸体”！八、面对这种极为敏感的议题，任何人都只能有一个立场。没有中间状态。导演选择了左翼。极右翼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真实”到场了。恰恰相反，极右翼的出现只是战后忧郁主义的副产品。是病态发作，而不是义愤。九、为了证明以上这点。导演悄悄地使了一个所有人都会中招的巧计。这位新极右翼并不是新纳粹。新纳粹的邪恶太容易辨认了。这由战后德国的立国之本所决定的。如果是新纳粹，观众自不必思考叙事内容中的“正当性证明”。结论过于显而易见，论证就显得不严肃了。就像抗日神剧中的论证一样。因此，新十字军不能在明面上与新纳粹直接勾结在一处。只能由相似性来“感应”（sympathy）。十、在修辞中，“相似论证”是最有力的论证中的一种。电影中的新十字军那不能具体化的“仇恨”，无法证实的“阴谋论”，过度阴暗的“男子气”，反资本主义的修辞等等，都在不断重复新十字军或者新极右翼与纳粹的相似性。在这种叙事中，结论从一开始就写下了。观众要做的，就是跟着导演重新思考一遍。十一、这时候，我们该怎么思考？是听信那位从“真正的真实”中逃回来的士兵，还是那位力图把“真正的真实”带回“文明世界”的核心的阴谋家？真正的真实是什么？是死亡本身，还是种族主义？此二者都无法被驯化为实在的政治议题，无法被形式化。它们是政治形式之下的质料，或者就是其限度。西方的经验告诉我们：种族主义从来不会在交往理性中被克服，只可能被双倍地放大。十二、那么战争呢？战场上的士兵与后方的百姓之间，如何沟通死亡这件事？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不管是三十万还是二十五，甚至哪怕就是一个：这些数字如何可能衡量死亡的实质？死亡是一个共同体的终极禁地与圣地。知死，就是敬死。在这个原则下，战场上受创伤的士兵们为我们带回来了哪种关于死亡的消息？十三、死亡本身的终极邪恶，决定了任何以死亡作为手段的行动都是邪恶的，哪怕它是正义的。这是悖谬。它的进阶版本是：为了消灭战争，实现永久和平，只有依靠彻底的正义战争。后面这个说法的前提是：战争本身是邪恶的。因而一切关于战争的德性，都是虚假的德性。十四、在电影中为此提供证言的正是那位退役老兵。从那边回到这边，他的生活不再是他能真正生存于其间的生活。和平是虚假的，战争才是真实的。战场上超越于各种可能限度的感性刺激，让他不再能正常地看待这个世界。“真正的真实”原来是“一切就是虚假”。十五、“真理就是虚假”。然后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有先设定前提。立足点应该在哪？是真理还是人类？哪种人道主义才是真正人道于人类的？电影已经给出立场了。导演没有关心“真正的真实”是哪种，它看上去客观中立的“反思”已经是一种立场。真正让我纠结的是这个：如果为了不赞同导演先定的前提，就必须成为在这前提之下的导演的敌人。也就是说，我不得不成为那个新十字军！十六、可是，我又如何可能是那个新十字军？对于一个观众，尤其是中国观众，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新纳粹？如何在“类型上相似”的情况下，又不成为“那一个”？这是终极的纠结。十七、导演只能给一个极为敷衍的解决方案，但这不会是最终结论。电影的最后，主角阻止了新十字军的“啤酒馆政变”。引爆了炸弹，与纳粹分子同归于尽。这个方案就像是特朗普同志给三胖同志写的那封信：现在还不是解决问题的时机，就那样吧，也许过段时间就好了呢？我们有哪一位能拒绝这个呢？十八、最后，我要对另一批人说：不要指望着新纳粹了。因为你已经用这个名字去思考你要的那种类型了。你不可能先“谁也不是”，就能是你要的那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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